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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科：《中国地方官僚政治改革：丁日昌在中兴时期的江苏，1867—1870　年》，第　143—144　页。奥科提到

同治中兴期名流改良主义和官僚改良主义在地方层次上的竞争。士绅干预征税和在征税上的斗争，见詹

姆斯？波拉切克：《士绅霸权：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载魏菲德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

控制》，第　244—245　页；宗源瀚：《颐情馆闻过录》第　3　卷，第　6—11　页；《桐乡县志》，第　6　章。

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②

第四，扩散。管理活动势将扩展开来，不为所在地域或城市等级的层次

所限制。有些个人在他们事业或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地方管理自

治的事业机构。县城里的其他绅董，遍历县境监督村、镇的附属机构。在一

地学得的管理技能可用于他地，地方的机构可用来作为在其他地区活动的基

础。

这些特点，在动员长江下游的福利机构向　７０　年代末华北严重水灾和大饥

荒的灾民提供救济中得到感人的说明。在上海和其他三个浙江、江苏的主要

城市，士绅和商人们为外国的例子所激励，建立了救济委员会。福利事业机

构和公开积极活动的个人，在小城镇募捐，并把捐款转送到这些中心。捐款

然后送交救济委员会的代表，由他们在灾区分发救济款。概略的收支清算帐

目和救济活动的报告公布在上海《申报》上。通过这一募捐运动，地方事业

机构为国内不同地区进行的自主活动筹集资金，从而对长江下游绅董认为具

有全国影响的危机作出了回答。组织工作完全在官府结构之外（虽然有密切

合作），由名流管理的这些团体，在筹集资金方面比官吏更为有效。最后，

报纸在促使公众注意灾情，在通过登载捐款人姓名、为救济委员会提供专栏

等方法以鼓励捐款方面，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参加者十分清楚他们活动的自

主性质，《申报》把这些活动说成是“民众捐献，民众管理”——这一说法

也用于地方管理的活动。①

这种非政治性的参与公共事务，由于名流们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并认为

应当考虑他们的意见，终于助长了他们的政治要求。然而，直到　１９００　年，除

了个人接触和庇护网络以外，仍然没有任何机制能把公众要求传达给政府。

在　１９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异化和要求更广泛地参与决策，也在官僚内部

蔓延开来，但起源应追溯到　１８　世纪末。嘉庆皇帝虽然设法重新得到乾隆末期

因朝政腐败而感到幻灭的官吏的效忠，但是，１９　世纪连续不断的危机一直使

人怀疑这个制度的生命力，并导致要求更广泛的咨询以谋求问题的解决。这

类要求是京城较低级官吏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批评中原来就有的，未得到重用

的官吏苦于无发表政见以影响政策的有效途径。甚至在　１９　世纪初期仍不可能

就政府应如何运转达成意见一致，而到　３０　年代，爱国主义助长了引起分裂的

积极精神，如许多官吏要求终止鸦片贸易，并批评那些不能打败英国人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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