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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总计死于非命者，应有三百多人，流放黑龙江的宁古塔，拨与乌喇、白都诺等外安插，活着受罪者，当有四百来人。康熙这次《南山集》一案，遭波及者将近千人之数。时隔数个世纪，重述这段血泪往事，犹感心悸。

戴名世固然为他的笔误，横遭惨祸，其实对统治者来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借口，而根本问题，在于他一定要写出南明史的这一份真实，为康熙之忌，才付出代价的。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

“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戴《与余生书》）

文人遭遇皇帝（6）

所以，从屈原起，中国文人最让统治者头疼的一点，就是他们坚持笔下的真实。戴名世之值得尊敬，也就是他要把那一段被湮没的，被改写的，被当局有意忘却的历史真实，无论如何也要写出来的勇气和骨气，不屈不挠，赍志以赴，知道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文人的诚实，文人的理性，文人的使命，文人薪火相传的历史责任感，也使他不能住手停下。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文人，最起码的一条写作准则，就是要给历史留下来真实。可以不写不说，但不可以瞎写瞎说，尤其不可以为了迎合什么而颠倒黑白，而枉顾是非，那就是缺了大德了。那些为康雍乾唱赞美诗的史学家、文学家，实在是令人为之齿冷的。

在安徽桐城戴名世祖屋后边，那口至今犹在的池塘，当时为避祸及，其族人先行跳水自溺而亡者，将近百十来口，其中以妇孺眷属为多。据说这口池塘，时闻冤魂夜哭，到了刮风下雨的天气，常见幢幢鬼影，时有阵阵阴风。

看起来，文人遭遇皇帝也罢，或者皇帝有意识地遭遇文人也罢，说了归齐，双方矛盾的症结，就在于真实二字。一个要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一个不要你，不让你，不准你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于是，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的统治者，只有诉诸于文字狱的办法，来收紧文人的骨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便是中国文人永远摆脱不掉的噩梦。

刘项原来不读书（1）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批量化地集中屠杀文人的皇帝。

据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的谈话里，提到这件事，他认为秦始皇杀得并不多，或不够多。然而，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他如此大规模、大范围，几近斩草除根地收拾让他觉得放心不下的文人，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子孙万代坐稳皇帝的位子；从此可以放下心来，再无文人跳出来犯上作乱。哪晓得，事与愿违，秦到二世即亡。而亡秦者偏偏不是文人，而是不读书的刘邦和项羽。

后代人议论起秦始皇来，第一个话题，就是他的暴政，他的焚书坑儒，多半想不到他作为千古一帝的辉煌业绩。其实，焚书，是始皇帝三十三年的事；坑儒，是始皇帝三十五年的事。将六百四十名儒生坑于咸阳，是嬴政下令干的，因为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气急败坏，便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但焚书，却是李斯给他出的主意，若要分清罪责，至少在焚书这件事上，秦始皇够不上主谋。

1933年，鲁迅先生于《申报？自由谈》上，写过一篇《华德焚书异同论》。因为当时，德国的希特勒上台执政，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纳粹分子焚烧书籍，禁止所谓“非德意志”（即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出版和流通，弄得柏林、莱比锡等城市乌烟瘴气，一塌糊涂。至今在柏林的洪堡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块焚书碑，记叙这件事。当时，上海一些报章，把希特勒与秦始皇相提并论，鲁迅先生觉得这样比法，“实在冤枉得很”，他认为，秦始皇“吃亏在于二世就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这场焚书的无罔之灾，先是几位博士的闹腾，后是李斯的出谋划策，秦始皇才画圈的。

秦代的博士，都是大儒，不同于现在的博士，只是某一专业达到一定水准的职称标志。如今的博士多如牛毛，那时的博士全国才几十位，所以，地位非常之高，政府对他们相当礼遇的。始皇帝过生日，特地在咸阳宫置酒，专请博士们赴他的寿宴。显然，嬴政很愿意听这些有学问的博士，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然后吹蜡烛，切蛋糕。

这就是中国特色了，在历史上，所有朝代的皇帝，打心底里不待见知识分子，他们宁肯要愚民，因为愚民好统治，知识分子有头脑，好思考，就比较难管理。但有时候，像蛋糕上必须有几粒红樱桃点缀那样，少了装点门面的知识分子还不成，这就是秦始皇一定要请博士们来喝寿酒的隐衷。这本应该是个愉快的###，想不到，却酿成焚书的悲剧。一怪那个山东老学究淳于越，二怪那个投机分子李斯。

历代文字狱，皇帝固然是罪魁祸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倘若没有想借帝王之手，屠灭同类，出坏主意，打小报告的小人，这台戏根本就唱不起来的。李斯在秦国，是外来户，一些人（自然也包括这些博士），一直想把他轰走，他很恼火，耿耿于怀，所以，憋着劲要收拾他们，何况，他是地道的小人。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但从他最后与赵高沆瀣一气，至少，他说不上是君子。

其实，吃完甜点，果盘也端来了，博士们就该一抹嘴，抬腿走路。但知识分子中的文化人，如作家，如诗人，在灵魂里都会有不那么肯安生的习性，由此就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我原先以为“人来疯”是儿童多动症的表现，长大以后，就不药而愈的。后来，我渐渐品出来，有的人，这种“人来疯”的毛病，到了年纪一把，胡子一把，说话撒气漏风，走路跟头把式的老先生，也会像老儿童一样，到了人多的场合，按捺不住要表演，使大家注意他。否则，将老人家旁落于镜头之外，焦距没有对准他，会五计六受，十分痛苦的。

这就是文化人与生俱来的弱点了，从这些秦代的博士起，一直到清代康雍干嘉文字狱的当事人，常有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没事挑事的嗜好，生怕人家把他当哑巴卖了。譬如：说些帝王不中听的话啦，做些领袖皱眉头的事啦，与领导唱一唱对台戏啦，故意不买上峰的账拿一把啦，等等等等，自以为得意。结果呢，往往是请得了神，送不了神，鸡蛋碰到石头上，惹恼了官家，弄不好，就有可能付出头颅为代价。真到了那时，又磕头如捣蒜地求饶，上陈情表，写悔过书，深刻检查，认真忏悔，就不禁令人为之叹息，阁下，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刘项原来不读书（2）

那是公元前213年，咸阳宫外，小轿车停了一串，共有七十位博士接来给陛下贺寿。博士跽在下面，嬴政坐在上面，主持团拜会的仆射周青臣，自然要讲一通颂扬的话。“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日月所照，莫不宾服。”这也是人情之常，顺水推舟，谁过生日，愿意人家没头没脑浇一盆洗脚水吗？博士淳于越在这场合跳出来，指责人家拍马屁，实在是既没有眼力，也没有什么道理。如按贾谊《过秦论》里描绘的，“振长策而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的祖龙神威，周青臣的赞颂，虽有谀词之嫌，但说的也是实话。

现在很难了解淳于越一定要发这次难，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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