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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北京的活还是好找。”当他听说我来自北京后，谈话的兴味变得更浓了。他还谈到了台湾问题、奥运会问题，因为它们都会对北京未来的繁荣产生影响，而繁荣则直接关乎他的生计。

三

一种厌倦突然袭来。

那是大年初五的早晨，我坐在巫山鸿都饭店的8007房间。窗外是千年未变的秀丽风景，沿着支流而上就是著名的小三峡。由于水位的上涨，昔日只有夏季才能行船的河道在冬天也可以通行了。在本地的旅游宣传单上，几位肩宽腰壮、臀部结实的年轻男子背对着我，正吃力地拉着纤。他们是昔日长江的一景，在浅滩航船只能依靠人力拉动，纤夫们的传统是*，他们喊着号子，拉着粗大的麻绳。这职业早已伴随着航运技术的提高而消失了，如今他们只是作为表演和象征性地存在于风景区中。我猜，这些肌肉黝黑的小伙子的照片，定会勾起那些被沉闷的婚姻、琐碎的家务、还有业已到来的中年危机所烦恼的主妇们的某种幻想吧。如果放在一个全球景观中来看，对一个“绝望主妇”式的人物来说，这些三峡纤夫，必定像是波兰的水管工那样富于性的诱惑力吧。

我对这些纤夫，或神农溪的漂流没有兴趣。在中国旅行，你经常被一个接一个、不知节制，甚至厚颜无耻的人造景观所包围。我记得在山西时，当地的公司修建了一座木塔，然后宣称它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鹳雀楼，然后向每个游客收取100元的门票；或是四川一座混凝土博物馆，人们说它就是大禹的故里，且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大禹其人……

尽管在所有的国家，真实的历史总与民间传说相互混杂在一起，但是我得承认，我们似乎更有一种强大的能力将两者的边界模糊。我们毫不吝惜地搬迁、拆毁、重建、焚烧，或许是我们的历史遗产实在太丰富，没有什么东西是人们觉得值得真正尊重与留恋的。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蜂拥而至所有他们想去的地方，但他们还没准备好去介意是在真实的遗迹前还是人造的景观前合影留念。

我不知这厌倦的原因。可能是城市里的噪音，千篇一律的商场与娱乐场所，那些丑陋的建筑，还有那些不痛不痒、难以深入的对话……我是个拙劣的记者，经常被批评为缺乏对现实中国的理解。在理智上，我也承认，真相和发现经常隐藏在乏味的表面，你需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的逼近。

在旅途中，你会遇到小余那样的浪漫年轻人，也会遇到覃大姐那样为了孩子的教育而甘愿自我牺牲的人，以及在汉中经营钟表店的福建人，耐性、坚韧是他们身上常见的品质，他们也充满着为了更好的生活抓住每一次机会的热忱……但是，碰到的越多，我就越会发现最初相遇时的喜悦感的消失，他们的命运都差不多，为着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在巨大的社会变迁面前感到无力，或是过分投机……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深深塑造了他们的内心—过少的资源与过多的　　　人口之间的难以消减的矛盾；席卷一切、狂暴的社会变化，除了响应或忍受，个人似乎别无容身之处……

有时，我假装能理解这一切，试图富有同情心地看待这一切。但在更多的时刻，我则因空气中飘荡的麻木、精神匮乏而感到无聊和愤怒……

不稳的生活（1）

一

雪灾的新闻，伴随着我的旅行。到了巫山时，电视新闻里几天前的严峻形势，变成了高奏的凯歌。从中央电视台，到曾经身陷困境的贵州、湖南等地方电视台，它们的新闻报道都沉浸在一种胜利的气氛中。那些被困在车站、公路、火车上的哀愁的脸，那些因停电而陷入黑暗的城市，如今换成了正在吃着热气腾腾饺子的小家庭，一位贵州的大学女生激动地说，在绝望之中，中央一直记挂着我们。那些工人们在山坡上修复电线、解放军用铁锨拼命铲雪的场面，还有总理鞠躬的镜头，被反复播放着……

我突然想起了火车上那对目光茫然的夫妇、徒步的杜登勇，还有湖南郴州那50元一根的蜡烛……这一切好像已是陈年往事。

电视荧屏上，经过适当选择的信息流动着，每一幅影像都取代了前一幅，记忆变得短暂、脆弱。我经常在想，这些早已在单一逻辑中经过选择的信息碎片，在一刻不停流动于人的眼前时，它对观看者的思维与情感的摧毁力该是多么强大，这样的力量将会重塑一个怎样的社会的头脑与内心？

我操控着手中的遥控器从一个频道跳到另一个频道。我记得1983年，我家购买了第一台电视机，14英寸的金星牌，耗去了我的父母整整两年的积蓄。那个黑盒子一样的电视机，屏幕是凸起的，而非日后的平面直角，它能提供的所有选择都表现在8个频道按键上。

那时，每个人都通过同一个渠道了解世界，打发时间。那单调匮乏的生活，似乎是转瞬之间就变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我忘记了*兴起的确切时间，大约5年前，我开始觉得电视台多得看不完，它们的背后还代表着某种微妙的权力变化。每个省都推出了足以覆盖全国的卫视频道，并致力于将自己的影响力推进到其他地区，进而吸引到全国性的广告商。这些竞争者中最成功的是湖南卫视。

在中国版图上，湖南人民以风格彪悍、爱吃辣椒著称。在20世纪，更因毛泽东的出现而占据了特殊的位置。

地方与中央的权力争夺，是中国历史上永不落幕的戏剧。当武力确保了表面的稳定感时，经济与文化上的较量则一直进行着。湖南卫视与中央电视台的争吵是令人感兴趣的例证。那是2006年的夏天，来自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半公开地指责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栏目格调低俗。那时，《超级女生》正成为中国电视业的“奇迹”。它把相貌与才智都平平的普通人，推到了舞台中央，并且通过手机网络，创造了“一人一票”的形式。它所引发的全国性情绪令人意外，却可以理解。

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权力逐渐退出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人们被长久压抑的热情开始释放。这留出的空间，一大部分迅速被商业所占据，用以满足人们对物质的渴望。但是在旧有意识形态坍塌后留出的精神空白，人们所需要的群体感，参与公共生活的热忱，却始终未能找到对应的空间。而与此同时，物质与信息的丰富，早已刺激起新一代人的欲望和野心，他们想要的更多，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

娱乐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选择。它是安全的，没有直接对官方权力和意识形态提出挑战，又简单得人人可以参与，那种由迅速变化的社会给个人精神世界带来的紧张感，可以在假造的喧闹中得到暂时的遗忘。

不稳的生活（2）

中央电视台曾经是那套僵化意识形态的代表，它的主持人高高在上，静止不变的表情与波澜不惊的语气，代表了一种自上而下、非人格化的秩序。而湖南卫视则意味着新选择。它用偶像剧、插科打诨的综艺节目、公开暴露的私人生活、还有群体卡拉OK式的演出填充了电视屏幕。

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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