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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2000年的时候，《开心辞典》刚刚推出，黄安做主持人，因为他的出场费太高，节目组就想从台里选人，找到我，想让我录几期，试试镜。还有一个候选人是王小丫，她当时已经是二套节目财经报道的主持人。录节目时，请了一些台湾娱乐节目的幕后工作人员，如现场导演、切换、造型师等，参与节目把把关。我录了3期，王小丫录了3期。

在录制过程中，大家对我的评价都非常好。在节目录完之后，大家吃饭庆祝的时候，台湾的导演和策划人当着节目制片人郑蔚说，他们没有想到，在大陆还有我这样的男主持人。当时我还不知道吴宗宪，也没看过他的节目。他们说我这种长相是典型的“面傻心贼”，长得很忠厚很老实的面相，其实有冷冷的搞笑的暗坏，就像当时台湾最当红的主持人吴宗宪，他就是这类长相，表面是标准的正面人老实人的样子，但心里是挺坏挺歪、会搞笑冷幽默的。他们还跟郑蔚说：“他的现场反应、搞笑环节把握非常好，我们一直不相信他是做体育主持的，我们以为他就是做娱乐节目的，他做得太好了。”

在酒桌上郑蔚就问我，能不能长期固定给这个节目做主持人，我说要问体育中心领导。后来我去请示马国力，他说，偶然帮他们客串一两期还可以，如果固定做是不行的，你要么调离体育中心，到经济中心，我就不管你了，要么你就留在我这儿，不能给他做固定主持人。

一个栏目是需要固定主持人的，主持人是一个栏目的符号。当时郑蔚非常努力，甚至请了经济中心的主任，主管副台长出面，打了非常正式的邀请报告给体育中心。当时是2000年前后，我的工作非常简单，平时没节目，周末有转播，这种娱乐节目录制起来3天就把一个月的录完了，一周一播，集中4天能录出两个月的来，时间完全能排得开。可是领导有他的考虑，坚决不同意。这种局面下，郑蔚必须现实地考虑问题。

虽然我录像的时候满场爆笑，笑料包袱不断，一个接一个，跟参赛选手的交流和提前沟通，接他们的话，都非常好，大概两个小时就录完一期，很快很顺，所有工作人员都觉得很轻松，一边工作一边由衷地发出笑声，效果极好。可是由于我不能再去做这个节目，郑蔚们只能把样片的剪辑有倾向地处理了一下，要给领导看，要放弃我，用的都是我表现不佳的镜头。要知道电视的后期剪辑可以把一个人剪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样子的，就这样播出了三集，从播出来的节目看，我真是傻乎乎的，因为既然已经决定放弃我，所以就这样做了。

北京一家报纸，不久就登了一篇文章：《黄健翔的主持空间有多大》，他们提出的也是善意的批评，针对那时候主持人串行、反串现象比较多，出于爱护我的目的，希望我恪守本分，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也许是看了我那三集《开心辞典》很“不开心”，才发表如此的议论。

就这样，我认识了王小丫，还在她主持的《开心辞典》节目里做过嘉宾。那是一期春节特别节目，我与其他主持人一起答题，赢电脑捐给贫困地区小学。

后来有一阵子常约上几位同行一起吃饭、唱歌，包括王小丫、撒贝宁、阿丘等人，一起K歌，挺高兴。做主持人之后，私生活空间挺小，挺压抑，外出常被人指指点点，大家聚在一起玩，还能够放松一点。大家轮流做东，请客吃饭唱歌。有一次，王小丫撒贝宁说，下次该我们请客了。拖了两年，也没兑现过。撒贝宁说请我们喝王八汤。过了半年，我们问他王八养了没有？再过半年又问，王八多大时才给我们喝汤？又过半年，问他王八是不是下蛋了？最新的版本是，当别人催问小撒，什么时候请大家喝汤的时候，他沉痛地说：王八已经在海啸中壮烈牺牲了！王小丫经常关手机，或呼叫转移，真是对她“失望”。

撒贝宁是“麦霸”，总唱很高很难的歌，震得大家不能唱，我们只能起哄叫好。阿丘也唱得不错，他的粤语歌唱得特别好，《上海滩》、《霍元甲》，语言地道，味儿特足。有一段时间，我们轮流给王小丫和撒贝宁打电话，问你们什么时候做东啊？这两人互相推诿。一年过去了，我们都把他们忘记了。其实，也有那么两次，小丫和小撒准备好了约大家，可是我们因为各有各的节目，有人出差有人直播，总凑不齐，大家爽约了。可是，我们大家总是把账赖在他俩头上，好像人家真的很不情愿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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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拒绝

《艺术人生》节目组在2004年要制作的一档新节目叫《文化访谈录》，他们的制片人曾经找过我，希望我做主持人。认真听完他们的方案，我拒绝了他们的好意。首先，体育中心不让我们到其他中心做节目，特别是做固定节目的主持人，这已有过先例。其次，他们设计的访谈话题正襟危坐，不够轻松，不够娱乐化，而我的知识结构并不是像他们所想的那么宽，我自己心里没底，觉得很多话题我根本把握不了，太大了。

结果，节目组的人告诉我，关于第一个问题，他们可以请高层领导出面摆平。至于第二个问题，他们只希望我像个读书人那样斯文地坐着和聆听，只要我的知名度和形象，可以借助我的人气把节目带“火”起来。

我感激他们对我的认可。但是，我还是坚决而近乎粗鲁地拒绝了他们。我说，那样的说话方式太假了，我说不了那样的话。平时，我爱说和所说的都是“又歪又邪”、“剑走偏锋”的话。其实，他们的班底和我都是一个年代出生的人，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他们看中我，也是因为我的这些特点。但是为了让节目能够上马，必须先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基调去设计策划。他们给我的解释是：节目上马以后，再慢慢地调整。但我怕自己不能胜任，因为这个节目起点太高，调子定得太正统主流，而我是个说话经常“捅娄子”的人。于是，当他们“恋恋不舍”地“纠缠”着我、试图说服我的时候，我用很“无情”的方式挫伤了他们，让他们最终放弃了我。这也是我做人很不成功的地方之一。

后来《文化访谈录》节目播出了。有一次某个节日，这个节目的制片人给我发短信问候，让我很感动，因为我曾经不够友好地拒绝过他们。于是我回短信，祝贺他们节目开播，并为当初的“粗鲁”表示歉意。她回复说，我当初所说都是对的。这个节目就像当初我说那样，变成了一个远离设计者与初创者最初理想的东西，而且，她本人，也已经离开了。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左右的。一个人在什么环境下就会说什么话，一个节目同样如此，我想她应该是理解我的。只不过，她和另外的一些我所尊敬的同龄人，比我更愿意为了自己最初的理想，去做实际的努力，哪怕是注定了要绕一个很大的弯路，也在所不惜。而我，是害怕这样的失败的。

多“彩”人生

2001年10月，财政部推出中国足球彩票，我们这些足球工作者，纷纷应邀给媒体做预测，设计方案。于是，也有人跑来问：你们要是买足彩，肯定会中大奖吧？你们是研究这个的呀。总有这样天真的人。

有一天，我在我们家小区里散步，碰到一个邻居，问：你要买足彩肯定中奖吧，你也告诉我，让我也中大奖啊。我说我要是买了就中奖，早就不上班了，中它几期500万，还上什么班啊？我说的是实话，别人听了，还以为是不给别人面子，耍大牌。也有朋友买足彩时打电话问我，这场比赛你觉得是买三还是买一啊？我开玩笑说我外号是“三一零”，你就都买吧。

看得懂球，跟彩票买得中是两回事，因为足球比赛的偶然性太大。我在2001年底给一个网站足彩版设计了1024元的小复式投注方案，贴到网站上了。而我是从来不买的，我已经从足球里挣了钱了，如果我再中足彩大奖，那上帝就对我太偏爱了，命运之神会夺走其他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结果就是这一期足彩揭晓之后，网站编辑给我打电话说“黄老师，你设计的方案中了一等奖，你自己买了吗？”我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这要是500万，还不得悔青了肠子！还好，没有大冷门，都是常规的结果，大奖只是3万多不是500万，不然得后悔死。不知道是不是照我的方案买的人多，结果中奖的人太多，造成了奖金的下降，如果是那样，中奖的人也骂我。

2002年下半年，“惨剧”真的发生了。

我的一个朋友在公司组织大家集体买彩，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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