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最新章节_第34部分第2页_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免费阅读_两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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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2页）

遗憾的是，由于强大的阻力，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仍没能进入中央政治局。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王洪文、张春桥、康生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后，自以为羽翼丰满的江青等人，开始向周恩来等人发难。9月4日，在江青等人的直接操纵下，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署名的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此文含沙射影，矛头直指周恩来，一场以周恩来为目标的“批林、批孔”，“批‘现代的大儒’”、“批‘党内的大儒’”的运动，酝酿开来。

周恩来一方面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受党中央委托开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

筹备四届人大，对于周恩来而言，是政治生涯的又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必须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解决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接班人的问题。

重用邓小平一事，始终萦绕在周恩来的思绪中。他筹划着继续为邓小平接班创造有利条件。

江青也摸到了周恩来的意图。她迫不及待地实施起整倒周恩来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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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之年（8）

9月12日，在为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访华举行的专场文艺晚会上，周恩来让外交部礼宾司将原拟演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曲临时改为由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江青对此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做出检讨。当她得知是“总理指示”改的时，更为气愤。14日，江青写了一封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告了周恩来一状：“在这样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

11月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操纵他们的写作班子，在《红旗》杂志等报刊上连续发表论述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的文章，借批“宰相”、批“折衷主义”和“反复辟”，影射攻击周恩来。

在从内政上整周恩来的同时，江青又另辟蹊径，企图从外交上打破缺口。

11月中旬，周恩来批示对外友协具体办理邀请土耳其两位音乐家来访一事，江青看到批件后无事生非，也批了几个字：“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这显然是给周恩来扣帽子。批件退回周恩来，为了忍让，周恩来采取了折中的做法，他再次批示：“今后应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对这件事阻止成功后，江青等人更为猖狂。

在江青的脑子中，认定周恩来等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她又抓住周恩来与来访的基辛格会谈一事大做文章。

11月10日至14日，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会谈时，基辛格曾说过这样的话：

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

对此周恩来表示：

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你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本着这种态度，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

这本来没有什么，周恩来的态度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总理不卑不亢的外交风度，他求同存异，把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地统一了起来。

江青可不这么看。基辛格一走，江青开始发难。

在11月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无端地斥责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表现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对此也毫不示弱，起而与之争辩。

从11月21日开始，直到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改由王洪文主持，采取了开全会、分组会和扩大会议等形式，名曰讨论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实质上是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同基辛格会谈中的所谓“右倾错误”。

有王洪文坐镇，江青等人更是有恃无恐。他们围攻周恩来和叶剑英，指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批周恩来等人，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地往上爬，同时压住邓小平上升的势头。会后，江青借有人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一事，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对江青等人的阴谋，毛泽东已经识破。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毛泽东的话，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