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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但各省官银钱号所发行的纸币以及民间私票，仍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与此同时，外国银行还在中国境内大量发行纸币。这些纸币可分两种：一种是用中国货币单位，一种是用外国货币单位。前者如麦加利、汇丰、德华和花旗等。它们都按中国货币单位发行了银元票和银两票。银元票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银两票有1两、5两、10两、50两、100两五种。这些纸币在长江流域有很大的势力。

用外国货币单位的，如帝俄在中国东北所发行的卢布票，日本于日俄战争时在中国东北所强制实行的军用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金票，以及英国汇丰银行在中国华南地区所发行的港币（注：献可著《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34页。），等等。

对于甲午战后货币流通混乱的情形，1904年出版的《中国新圜法案诠解》曾写道：〃查中国各通商虽兴用银元，然用者式样不等。如上海、天津通用鹰洋，满洲则有俄国卢布货币之处，广州、汉口及他省有用本省总督所铸之银币，此外尚有别式银货流行各处。内地乡间用银亦罕见，大抵交易以铜币为主。查中国币制，现在以分两为准度。惟所谓分两者，各处之平色不等，故各地银两之价值，亦参差不齐。查上海、天津、北京色皆不一。有货币书本，内载银两分十四种。〃（注：《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第2册，231页。）

（三）银钱比价动摇不定。由于货币铸发权不统一，各种货币同时并用，相互间又无固定的比价关系，遂造成晚清银钱比价经常处于波动之中。从乾隆中期至宣统三年的近150年间，

银两与制钱之间的比价就有五个比较明显的变动时期：（1

）从乾隆三十一年到咸丰四年（1766…1854），每两白银与制钱的比价由800文上涨到2600文左右，　这是清代出现第一个〃银贵钱贱〃时期；（2

）从咸丰五年到同治四年（1855…1865），每两白银由制钱2600文急剧下降到1200左右，这是晚清出现的第一次〃银贱钱贵〃时期；（3）从同治五年到同治十一年（1866

…1872），每两纹银由制钱1200文迅速上升为1800文，这是晚清第二个〃银贵钱贱〃时期；（4）从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三十年（1873…1904），每两纹银由制钱1800文下跌到1200文左右，这是晚清第二个〃银贱钱贵〃时期；（5）从光绪三十一年后（1905后），

每两银价由1100…1400文上涨到1800…2000文，这是第三个〃银贵钱贱〃时期（注：王宏斌著《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2…5页。）。

银钱比价的这种反复无常的大幅度波动，给社会经济，尤其是政府财政收支及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和严重危害。

首先，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可以从两点来认识：一是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无规律的波动影响了对商业贸易的发展，政府在工商业方面的税收，自然会因工商业的萎缩而受损；二是币制过于复杂，又增加了税收上的困难。按照清制：民间交易使用制钱，政府收支使用银两。由于银钱比价长期波动，给政府的税收和民间的交易带来诸多不便。当银贵时，税吏们命令商民交银，钱贵时则勒令纳钱，纳银时有火耗、平余、解费等额外名目，纳钱时又不按市价折收，任意压低，从中渔利。因此，过于繁琐的额外负担，一方面促使商民逃税抗粮，缩小了政府的纳税范围，另一方面又为不法官吏提供了营私舞弊的机会，直接或间接地减少了政府收入。

其次，加重了财务行政的执行难度。自清初起，清政府一直被制钱的种种问题所困扰。钱贵、钱贱、私铸、私销及铜荒，每一问题都对清政府的财政和币制构成严重威胁。鸦片战争前后，户部又为银贵钱贱、白银外流而劳神苦思，穷于应付，咸同年间为弥补财政之不足，被迫实行以铸大钱、发票钞为内容的通货膨胀政策，其结果不仅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财政经济危机，反而导致物价猛涨、生产萎缩、金融秩序大乱。到了光绪年间，国际市场上金价暴涨，银价日跌，清政府在外债、外贸等方面倍受损失。在金融市场过于复杂混乱的情况下，各级财务部门的大小官员，一方面对各地银钱收支数额及执行中央规定税率的实际情况缺乏全面了解，一方面又因币制管理的松弛混乱而殚精竭虑。各级财政部门的具体职能和实际作用，无形之中大为降低。

总之，货币铸发权不统一、货币流通的混乱以及银钱比价的长期波动，极大地困扰了清政府金融管理职能的正常发挥，由此而引起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管理的紊乱，已逐渐构成了对整个社会经济，尤其是对财政管理的巨大威胁，急待进行全面而又彻底的改革。

第二卷　光华维新　第六十章　直挂云帆济沧海（三）

币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有：

（一）确立中华帝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主币。该纸币称为中国币。

截止光绪以前，清政府从未建立明确的主币单位。因为以往历届政府均实行多种货币（如铜钱、金银、纸币等）同时并用的政策，并无主币、辅币之分。光绪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建立一种长期稳定、使用方便，可与其他货币进行交换的主币单位的客观要求，逐渐被提上日程。1889年广东造币厂采用机器，试铸七钱二分重量的银元获得成功。1894年湖北造币厂又开铸了与广东银元大小重量相同的银元（注：《清德宗实录》卷二百四十，4页。）。两厂所铸银元因式样美观、成色划一，

故深受商民们的欢迎。其他省份看到广东、湖北两地所铸银元不仅能行销于市场，而且还可以获利，也纷纷购机仿铸。其结果，一方面使市场上银元数量大增，另一方面又使本来就很复杂的货币单位更加混乱，即重量成色不一，市价高低不同。对此，清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各地任意铸造银元，但收效甚微（注：刘锦藻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一，考七七一四。）。

建立中华帝国国家银行以后，规定禁止金、银等贵金属，银元、铜钱、其他类型的纸币在市面流通，由国家银行兑换成统一的货币——中国币。收回地方各省的铸币权。国家银行以现有的金、银等贵重金属的数量为保证金发行中国币，以一圆中国币等价于一克白银的价格，在市面上进行流通。同时，国家对金、银等贵重金属矿实行国家专营，按照每年开采的金银数量来确定每一年纸币的发行量。

（二）建立近代银行制度。

世界最早的近代银行于1580年诞生在威尼斯，1693年英格兰银行出现后西方银行就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在1897年前一直没有自己的银行。甲午战争前后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1892…1899年间平均每年投资额（不包括轮运和金融业）超过了360万元，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增，传统的钱庄、票号已经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当时中国沿海的外国银行一般不对中国工商业提供贷款，提供贷款时则多附加苛刻条件。因此工商企业迫切希望中国有自己的银行。正如郑观应所言“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浚财源，以维大局”。

1897年，中国诞生了历史上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是盛宣怀的奏疏“条陈自强大计”，盛在奏疏中分析了银行的重要性，“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银行仿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立法既善于中国之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扰，故能维持不敝。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并说明中国如办好银行且取信于商民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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