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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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部分（第1页）

这样，张天翼在这篇小说以及其他小说中，得心应手地描绘了仗势欺人

和紧张的人际关系，展示了他对人类恶行的真知灼见，而这些行为最终归咎

于社会的大环境。在这一点上，他与另一位坚定的左翼作家吴组湘有共同之

处。吴的笔法很少带有张的滑稽或者讽刺色彩，但是它具有“大胆的象征”

与“猛烈的挖苦”的内在力量。①例如，在《官宦的补品》中，一个地主的孱

弱的儿子确确实实依靠农民们的血液和乳汁而活了下来。在《樊家铺》里，

作者大胆地把贫与富、势利与苦难之间的明显差别，表现为母亲与女儿之间

一场生死冲突。②他把那位母亲刻画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并吸收了雇主的

剥削思想的守财奴，从而发出了即使在血亲之间，也存在阶级对抗这样最强

烈的富于戏剧性的宣言。为了强调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吴设置了杀母的悲

剧性高潮，并让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位农家妇女谋杀生身母亲是无罪的

吗？吴就这样通过迫使读者作出肯定的裁决，点出了迫切的经济需要这个关

键问题。

吴组湘采用耸人听闻的手法，当然不是为了这种手法本身。在这个“左

翼作家当中农民小说的最初实践者”③的作品中，悲剧的强度突出了他对革命

事业的强烈的政治使命感。然而，像茅盾和张天翼一样，吴组湘与其说是热

心于革命的前途，不如说是革命前的痛苦与磨难的现实，尤其是在乡村群众

之中，使他苦闷。吴组湘的作品是小说界一个新趋向的代表。比较有良心的

左翼作家，已不再能躺在上海咖啡馆的安乐椅中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家

了。虽然他们大多数仍住在城里，但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乡村；越来越多

的作家开始表现乡村题材。根据来自台湾的一个国民党学者的表格，在　３０

年代小说的三个主题——乡村的状况、知识分子以及抗日爱国主义之中，乡

村主题支配了大多数作品。①这些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五四的主观个人主义

——集中于城市知识分子个人思想情感——的直接遗产被赋予一个社会取

向，这是随小说的范围扩展到农村，以及“现实主义”获得真正的乡村韵味

而出现的。

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正在逐渐呈现——“地区文学”，作者力图摄取一个

特定的农村地区——常常是作者家乡的泥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乡土）。一大

批创作可以归入这一范畴。除吴组湘的小说、张天翼的某些作品和茅盾的农

村三部曲（都以长江下游的乡村为背景）外，我们还发现这样一些突出范例，

如沈从文关于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作品（《边城》以及他关于苗族人的故事），

老舍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种以乡土用语描绘的城市环境），以及沙

汀（关于四川西北部）、艾芜（关于云南）、叶紫（湖南西南部的村寨）和

其他许多作家的短篇小说。在所有这些作品中，对“大地”的强烈的爱是与

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经济危机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大多数作家确实来自他们在

小说中所刻画的农村地区，他们对自己生长环境根深蒂固的热忱，使乡村的

艰辛和苦难变得愈加悲切。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沈从文对乡土的怀恋，是由

①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282—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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